篡位那一天，宋武帝刘裕很想念一位故人——谢混。

谢混是谢安的孙子，文采斐然，写有“景昃鸣禽集，水木湛清华”等名句，号称“风华为江左第一”，连刘裕见了，都不禁称赞他为“玉人”。

但，谢混不支持刘裕。

当初，刘裕官拜太尉，满朝大臣皆来相贺，谢混却迟到了，只见他衣冠不整、旁若无人，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。

之后，谢混投靠了与刘裕分道扬镳的北府兵将领刘毅，随着刘毅兵败，谢混只能接受下狱赐死的命运。

刘裕称帝时，谢混的族侄谢晦在一旁说，陛下应天受命，只可惜不能让谢混为您奉玺绶。禅代时名臣硕老为新君奉玺绶，这是一个惯例。

刘裕听谢晦这么说，叹道：“我也感到遗憾，他死得太早，没能让后辈见其风流啊！”

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称刘裕为“门阀政治的掘墓人”，并认为，刘裕承担起重建专制皇权的历史重任，恢复了中国古代皇朝的权力结构与统治秩序。

这位皇权的重建者，走上人生巅峰的那一天，却在缅怀一位出身门阀士族的人物，后者所代表的风流时代，已经缓缓落幕。

1、饥荒袭来

刘裕称帝的十七年前，东晋已经“亡”过一次了。

元兴二年（403年），那是一个荒年。

自永嘉南渡以来经济繁荣多年的江左地区，出现了罕见的饥荒，浙东一带的灾民在饥饿、疾疫中死去，史载，“饥馑疾疫”，“歼亡事极”。

灾难之下，野心家蠢蠢欲动。

当时，控制荆州的桓玄乘江左饥馑、漕运不继之机，下令封锁长江，禁止上游物资向下游运输，使下游的兵卒只能以谷皮、橡实为食，东晋政府战斗力大为削弱。

面对东晋朝廷的声讨，桓玄二话不说，率领荆州大军东下，闪击建康，入城后处死权臣司马道子、元显父子，随后废掉晋安帝，自己登上帝位，建立桓楚。

桓玄篡晋，发生在东晋门阀政治落幕的前夜。

这要从这场悲惨的饥荒说起。

此次灾情并非天灾，而是人祸，源自司马道子、元显父子的一个政策。

晋安帝隆安三年（399年），辅政的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发起了一场改革，“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”服兵役，也就是把东部各郡的奴户释放为佃户，并迁移到京师，作为补充中央军兵源的方式，称之为“乐属”。

东晋一朝，中央军力微弱，门阀士族多次以地方军对抗朝廷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形成了两支强大的地方军事力量——荆州集团和北府集团。

荆州军的前身，是东晋成帝年间（325年-342年），陶侃用来平定苏峻之乱的军队。陶侃去世后，庾亮、庾翼兄弟继承他的职位，以荆州为根据地发展势力。庾氏衰落后，桓玄的父亲桓温成为荆州刺史，后都督六州诸军事，掌握了长江中上游的兵权，极盛时期甚至有了篡位的野心。

桓温去世后，桓氏为朝廷所疏远，不再执掌权柄。由于受朝廷猜忌，桓玄直到23岁才被任命为太子洗马，之后又出任义兴太守，与当年的桓温不可同日而语。

桓玄满怀忧愤，登高俯瞰，叹息道：“父为九州伯，儿为五湖长！”也许，他早已埋下了反叛的野心。

北府兵的前身，是平定苏峻之乱的另一功臣郗鉴的军队。后来，东晋朝廷命谢安侄子谢玄招募广陵、京口流民中的骁勇之士，组建军队，拱卫京师。之所以称作北府兵，一是因其驻军的长官多被封为镇北将军、征北将军，二是因为北府兵镇守京口，京口亦称北府。

在淝水之战的危机中，北府兵负责长江防务，力挽狂澜，堪称东晋的顶梁柱。当时，北府兵猛将刘牢之率五千精兵在洛涧大破前秦军队，一战成名。

因此，史学家田余庆认为，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特征，是皇帝垂拱、士族当权和流民御边。

门阀士族跋扈时，长期把持地方军队，蔑视中央。

考虑到荆州和北府的军队难以控制，司马道子父子试图用吸收地方兵源的方式，来增强建康的兵力。这不仅侵犯了士族地主的利益，也激起了农民的反抗，两边都不讨好。

他们的政策颁布后，浙东老百姓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去服兵役，反而集结到了五斗米道首领孙恩的旗下。

孙恩家世代信奉五斗米道，以道术得幸于晋朝皇室司马氏，但家族南渡之后没有得到重用，沦为次等士族，地位不高，上进无门，他们一直渴望改变这一现状。

此前，孙恩的叔父孙泰欲聚集徒众起事，司马道子父子发现后处死了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，孙恩侥幸逃脱，躲在海岛上，聚集了一百多个同伙，谋划为叔父复仇，并向信众灌输孙泰“尸解成仙”的迷信说法。

这年十月，眼见三吴地区动荡不安，孙恩带着一百多人从海上归来，与其妹夫卢循（出身范阳卢氏）利用五斗米道在民间的影响力，发动对朝廷不满的江东八郡农民，很快聚众数十万，在浙东掀起了一场动乱。

孙恩、卢循起义后，东晋军和农民军展开厮杀。乱兵大肆抢掠，农民不事生产，不久后，田野荒芜，饥荒和瘟疫袭来。这为桓玄的荆州集团提供了良机。

直到桓玄篡位后，这里的灾荒仍未好转，史载，“三吴大饥，户口减半，会稽减什三四，临海、永嘉死散殆尽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