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比我想象的大得多。

初到那几日，我住在客栈，每天带着桃枝在城里转，看铺面、访行情、打听各路消息。

沈家在南方虽有些根基，在杭州却毫无人脉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

一个月后，我在西市盘下一间不大的铺面，取名「烟霞阁」，专卖绸缎和成衣。

生意比预想的顺利。

杭州的夫人小姐们对南方时兴的花样很感兴趣。

我凭着从小耳濡目染的眼光，进的货总是很快卖空。

第四个月，烟霞阁开始盈利。

我爹写信来，说谢栖白中了二甲第七名，授了翰林院庶吉士。

信里婉转地问，要不要再考虑考虑。

我没回信。

谢栖白中榜那日，柳如漪的父亲——那位县尉大人——亲自登了谢家的门。

据说，两家已经过了小定。

桃枝愤愤不平：「凭什么他春风得意，姑娘却要在这里辛苦操劳？」

我正绣着一幅屏风，闻言笑了：「我哪里辛苦了？每日数银子数到手软，不知多快活。」

是真的快活。

不用再担心谁的脸色，不用再斟酌每句话的对错，不用再卑微地讨好一个人。

赚的每一文钱都是自己的，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只需对自己负责。

唯一的问题是，我十八了，在婚嫁市场上已是「老姑娘」。

我爹开始着急，托杭州的朋友给我相看人家。

见的第一个人是个四十多岁的鳏夫，张口就问我会不会伺候婆婆、能不能带前房的儿女。

第二个是个秀才，见面就大谈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希望我婚后把铺子交给他的兄弟打理。

第三个更离谱，见面不到一炷香，手就往我腰上搭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不相看了。

但我开始想，或许我该找一个真正值得的人。

不是谢栖白那样需要我仰望的，也不是这些要我俯就的。

而是一个能与我并肩而立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