哭。

但后来他们就开始叫了。“怪物”“怪胎”“哑巴”——因为我不说话，他们就觉得我不会说话。我不知道怎么回应，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们：我会说话，我只是不知道说什么。

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变严重的呢？大概是三年级。

刘洋和他的一群朋友开始每天“等我”。上学路上，放学路上，厕所门口，操场角落。他们会把我围起来，推我一下，又推我一下，像猫逗老鼠一样。我往左躲，他们就往左拦；我往右躲，他们就往右拦。

“李糖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”“李糖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”“李糖，你妈是不是也不要你了？”

最后一句话是因为那段时间妈妈和爸爸在闹离婚，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只记得家里总是很安静，安静得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种安静。妈妈的眼睛经常是红的，爸爸的烟灰缸总是满的。

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，说爸爸不要我们了。

其实不是不要我，是不要妈妈了。但小孩子分不清这些，他们只知道一件事：李糖的爸爸不要她了。这件事在学校里传开了，像病毒一样。每个人都知道了，每个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，有同情的，有嘲笑的，有好奇的，但最多的是一种漠然的、事不关己的冷漠。

我开始害怕去学校。每天早上，我躲在被子里，假装睡着了，假装生病了，假装一切能让我不起来的理由。妈妈掀开我的被子，说：“糖糖，该上学了。”我摇头，说肚子疼。妈妈摸摸我的额头，不烫，说：“别装了，快起来。”

她不知道我在学校经历了什么。我没有告诉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告诉她，也许是怕她担心，也许是因为我觉得羞耻——被欺负是我的错吗？也许真的是我的错？也许我真的太怪了，太安静了，太不像一个正常的小孩了？

四年级的时候，事情到了顶点。

有一天午休，我在厕所里洗手，刘洋带着三个人堵在厕所门口。他们把我推进了最里面的那个隔间，锁上了门。然后他们提了一桶水，从隔间上面的缝隙里浇下来。

十一月的天，冷水。

我浑身湿透了，发抖，牙齿在打架。我蹲在厕所的角落里，抱着膝盖，把自己缩成很小很小的一团。我想，如果我变得足够小，小到看不见，是不是就没有人能伤害我了？

后来是清洁工阿姨发现了我。她把我从厕所里拉出来，用她的外套裹住我，带我去找了班主任。班主任姓王，是个年轻的女老师，刚毕业不久。她看到我的样子，眼眶红了，问我是谁干的。

我没有说话。我不敢说。如果我说了，他们会变本加厉。我知道的。

王老师去查了监控，找到了那几个人。他们被叫了家长，写了检讨，在班上念了。念检讨的时候，刘洋站在讲台上，低着头，声音很小，念完之后他看了我一眼。

那一眼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不是愧疚，不是歉意，是——恨。

从那以后，他们不再推我打我了，他们换了一种方式。

孤立。

全班孤立。

没有人跟我说话，没有人跟我一组做值日，没有人跟我坐同桌，没人和我组小组讨论题目，体育课上，自由活动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，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操场边上，看着地上的蚂蚁搬食物。蚂蚁多好啊，它们有同伴，它们一起搬一粒米，一起回洞里去。它们不会孤立另一只蚂蚁，老师也发觉不对找同学们谈过几次，当时他们答应的好好的，但谈话结束后还是一样的孤立我。

孤立了有多久呢，学校开始传我的流言，说我在校外乱搞，我应该反驳的，我应该大声说出来我没有的，但是我不敢……为什么不敢呢，此后的很长时间我都在想这个问题。

时间久了，流言越传越离谱，传到我已经打胎好几次了，我忍无可忍去找了老师，那天班主任不在，是个新来的男老师，我和他说了这个情况，他只是用恶心的眼神上下扫视我。

我害怕极了，我看到他肥厚的嘴唇开始蠕动，他说:“如果真的没有发生过，怎么会传的这么真？”

我如遭雷击，我急了，开始辩解:“不是的，我没有！我真的没有！”

他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