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慢慢学会了更多的技艺。刺绣、木雕、干花压花、布艺玩偶。我对着网上的教程学，一点一点地摸索。妈妈说得对，我的手巧，我的手比我的心有生命力。

店开了以后，我不得不开始和人打交道。虽然话还是很少，但至少能说几句了。“这个多少钱？”“喜欢可以看看。”“谢谢。”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像河里的水，缓慢地、无声地流。我以为生活就会这样继续下去，平淡的、安静的、不太快乐但也不太痛苦的。我以为我还有很长的时间和妈妈在一起。

只是我以为的

五

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
大概是妈妈四十八岁那年的秋天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那年桂花开了特别多，满院子都是金黄色的碎花，香气浓得化不开。妈妈站在桂花树下，仰着头看花，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脸上，斑斑驳驳的。

她瘦了。

不是那种健康的瘦，是那种突然的、不正常的瘦。衣服挂在身上，空荡荡的，像晾衣架上被风吹动的衬衫。她的脸色也不太好，蜡黄蜡黄的，嘴唇没有血色。

我问她：“妈，你是不是瘦了？”

她低头看了看自己，说：“有吗？可能是最近胃口不好，吃不下东西。”

我没有多想。那时候我自己的状态也很差，抑郁症像一片沼泽，我陷在里面，每天都在挣扎着不被淹没。我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关心别人，包括我的妈妈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恨自己。

家里开始多了一些药。起初是放在餐桌上的，白色的小药瓶，上面的名字我都不认识。什么“奥美拉唑”“多潘立酮”，还有一些中成药，名字也很拗口。妈妈说是胃药，老毛病了，没什么大事。

我信了。或者说，我选择了相信。因为相信“没什么大事”比相信“有事”要容易得多。我已经没有力气去承受任何一件“大事”了。

药越来越多。餐桌上的药瓶从两三个变成了七八个，后来又多了一些盒子，盒子上印着我看不懂的医学术语。再后来，那些看不懂名字的药慢慢不见了，换成了另一种——止疼药。

我开始注意到，妈妈有时候会皱眉头，手不自觉地捂着胃的位置。我问她是不是不舒服，她摇摇头，挤出一个笑容：“没事，就是有点胃疼，吃了药就好了。”

但我知道，如果是普通的胃疼，不会需要那么多止疼药。

我上网查了一下那些药的名字。搜索结果让我心跳加速。那些药是用于治疗胃癌的——化疗辅助用药、靶向药、止疼药。

我的手开始发抖。我把手机放下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深呼吸。窗外是那条老街，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，车铃叮铃铃地响。一个小孩在追一只蝴蝶，跑得跌跌撞撞的。一切都很正常，一切都很平静。

只有我的世界在坍塌。

我没有去问妈妈。我不敢。我怕一旦问出口，就再也没有办法假装了。而假装——假装一切都好，假装妈妈没有生病，假装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年——是我最后的防线。

我继续每天浑浑噩噩地活着。早上不想起床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吃东西，不是因为不饿，而是因为不想动。我不想动，不想说话，不想思考，不想活着。

手腕上的伤口越来越多了。旧的结了痂，新的又添上去，一层叠着一层，像树的年轮。我用纱布缠住，缠得很紧，紧到手指发麻。那种压迫感让我觉得踏实，让我觉得我还是有身体的，不是一个飘在半空中的幽灵。

妈妈看到过我手腕上的纱布。她的眼神变了，变得很复杂，里面有心疼、有恐惧、有无助、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——后来我才明白，那是绝望。

一个母亲，看到自己的女儿在伤害自己，却无能为力。那种绝望，比任何一种病痛都更残酷。

但她没有说什么。她只是走过来，轻轻地握住我的手，把我手腕上的纱布解开，重新包扎。她的动作很轻，很慢，像在包扎一只受伤的小鸟。包扎完之后，她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掌心里，两只手合拢，包住我的手。

她的手很凉。瘦了之后，她的手也瘦了，骨节突出，青筋明显，但依然温暖。

“糖糖，”她说，“你要